山东省苍山县“黑孩”困局 5万多名超生儿没有户口

浏览:2411 作者:维权网 评论:0 发布日期:2008-4-30 14:04:15
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,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。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。在苍山县,无论是官员的逻辑,还是农民的逻辑,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。在那里,逾 5万多名超生儿没有户口,成了“黑孩”。他们的升学、就业、结婚成了问题。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。而且,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。

  4月8日,山东省苍山县迎来了一场春雨,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,这应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,但苍山县一些农民却无法高兴起来。他们在四处借钱,营救被村里“计划生育”抓走的亲人。就在一个月前,苍山县二庙乡芦塘村村民姚成志57岁的老伴,在被村主任带人“罚”了200元钱后,一时气愤不过竟以喝农药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,万幸的是,她被及时抢救。《小康》在采访时得知,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,是一个有7个孩子的超生户,为了躲避村里无休止的罚款,姚成军全家一直在外地打工。但他没想到,这次“株连”了他的嫂子。

  姚成军不在家,村主任就带着十几个人来到他的哥哥家,“不交钱就推走拖拉机。”姚成军的嫂子无奈之下,给了200元钱,也没有任何收据。嫂子越想越气,“年年这样,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”倔强的她于是喝下了农药。

  据了解,在这个村子里,虽然生7个孩子的不多,但超生现象非常普遍,“只要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,几乎没有不超生的,二胎正常,三胎四胎非常之多,整个村子至少有400多个没有户口的黑孩。”

  在《小康》之后的调查中发现,芦塘村只是苍山县“黑孩”现象的一个缩影,一位掌握计生数据的内部人士透露,2005年的一次统计,苍山县有5万多没有户口的“黑孩”,而民间流传的数字是,整个苍山县目前有6万名“黑孩”。

  “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……”

  苍山县隶属于山东省临沂市,土地面积1800平方公里,是一个辖21个乡镇、1179个行政村的大县。总人口118万人,是中国重要的大蒜生产基地,其产品远销韩日等国。

  在临沂市所辖的三区九县中,苍山的人口数量最多,也是计划外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该县二庙乡芦塘村是一个有3300多人的村庄(户籍人口),而《小康》记者拿到的其中59户村民名单中,四胎以上的就有10户,二胎或三胎的有49户。这些孩子中除了第一胎有户口,二胎以后大都是没有户口的“黑孩”。据村民反映,该村400多个没有户口的“黑孩”还不到全村超生数字的二分之一。

  芦塘村村民陈玉峰(化名)今年37岁,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,最大的女儿12岁,最小的男孩刚刚出生不到三个月。5个孩子中只有老大有户口。为了躲避罚款,陈玉峰就带着全家开始了“超生游击队”的生活,一年换一个地方打工,生到第四个的时候还是女孩,他们夫妻俩都哭了,直到第五胎生了个儿子一家人才露出了笑容。

  陈玉峰说,要这么多孩子就是为了要个男孩,在农村,没有男孩是受欺负的,如果老大是男孩就不会要这么多了,最多要两个。

  陈玉峰给出的理由是当地农民最普遍的观念,在当地,农民没有形成计划生育的意识。

  苍山县的另一个村――神山镇小屯村,“黑孩”的数量也是惊人的,这个村有2000多口人,700多户人家。一位熟悉村里情况的村民透露,村里90%以上的育龄妇女都超生,最多的生五个孩子,还有很多是十七八岁就结婚生孩子的,这些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户口,最保守估计这个村得有300多“黑孩”。

  苍山县计生部门的人透露,“黑孩”现象不只是芦塘村和小屯村,离县城较近的高屯、郎庄、卜楼、孙于沟、常于沟都有很多“黑孩”,特别是孙于沟、常于沟,这两个村计划外出生的能有1000多人,家中有五六个孩子的占大多数。

  “只要交钱就可以生”

  走进苍山县的大部分村庄,能够看到最多的就是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,创建和谐美好家园”、“人口质量高,小康早到来”、“关注女孩,就是关注未来”等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标语。从这个角度看来,当地政府应当非常重视这项工作,为什么苍山县还会有这么多的“黑孩”呢?

  苍山县超生有其历史原因,一位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的人说,农民与城里的人不一样。农村人祖辈都在这里,生一个小孩的就受气,生一个小孩的就不敢与生两个小孩的斗,生两个小孩的又不如生三个小孩的。“农村没有男孩不行,有没有户口无所谓,孩子生出来了你总不能让我把他掐死吧?”

  农民的想法很简单:“多子多福,有人就有财”。至于将来在孩子身上发生的投入问题,尤其是教育的投入,他们似乎没有多想。

  尽管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,目前的政策减少了4亿名婴儿的出生,但农民的生育意识仍然没有发生同步的变化。

  这位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当地的故事:某村有一户农民生了10个孩子,一次县里的计生干部来检查,这10个孩子的父亲一点也不隐瞒自己超生,当着计生干部的面,把十个孩子叫出来,按大小个儿排好队,然后拎起一把斧头问计生干部:“这十个都是我生的,你们说哪个不该生,我就把哪个劈了!” 计生干部愣了一下,起身就走。

  显然,这是个难题,计生干部的难题。

  农村计划生育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最难开展的一项工作,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。多年以前,苍山县抓计划生育就很严厉,甚至不排除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。当地的农民对记者说,那时候,抓人、拆门、拿东西、非法关押时有发生,一些领导因此被处理过。

  当然,罚款一直是最经常被使用的处罚手段。

  即使是这样,当地的人口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。农民“多子多福”的决心几乎无可撼动。

  到了现在,苍山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有被异化的味道。“只要交钱就可以生”。县里、市里、省里来检查,村干部提前通知:“该躲的躲,该藏的藏。”村民说,这样既能罚到钱,又能收卖人心,村干部在选举时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。

  二庙乡芦塘村多名村民告诉记者:“只要给村主任交上钱(保胎费),就可以随便生”,而且是“挑门捡户、优亲厚友,最低3000元,也有6000到8000的……”村民们普遍反应,“‘保胎费’没有收据,上级来检查,村干部通知你藏起来,这就对得起你那几千块钱了。”

  在不久前的一次计划生育检查中,二庙乡芦塘村干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:“村民们注意了,接到乡里通知,这几天市里又要来检查计划生育,现在已经检查到向城、新兴、兴明几个乡镇,来不来咱们乡里还不好说,但要做好准备,该躲的躲起来,该藏的藏起来,特别是两胎以上的,还有正在怀孕的,这几天就别在家了……”

  “保胎费”并不是芦塘村独创的,在记者调查的几个乡镇中,交“保胎费”就可以生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。苍山县卞庄镇小北山村村民张强(化名)说,他在 2006年初就向镇政府反映过村主任收“保胎费”的问题。他在举报信中列出了一串具体的名单和钱数:收取赵启亮、刘建伟、沈德江每人1000元的“保胎费”没入帐;赵中祥交社会抚养费15000元(开条14400元),赵尔付实交社会抚养费5000元(开条4800元),沈长征实交社会抚养费7000元(开条6800元)……罚款成了“摇钱树”

  “保胎费”只是开始,超生户生完孩子还要交“超生费(社会抚养费)”而且很少开正式收据。

  不只是这样,这一届干部下去了,新上任的干部还得罚。这是村干部的逻辑。

  而农民的逻辑是:根据政策,既然我们超生了,就认罚。可是,不能没完没了啊。

 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少生,而不是为了多罚。显然,无论是村干部的逻辑,还是农民的逻辑,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。

  现在看来,在苍山县,这一目标,无论在哪一方,都没有被实践和被实现。

  一位知情人向《小康》记者透露,苍山县的“超生罚款”并不是由乡镇直接领导的,而是将每三五个村子组成一个工作区,每一个工作区由乡镇派一名书记,工作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罚钱。“保胎费”和“超生费”的罚款由乡镇和村里分成,村里的提成比例是15%-30%不等。据说,2005年二庙工作区在计划生育罚款中的提成就有20多万元。

  “罚款提成”的说法在记者的采访中多次得到印证。苍山县三合乡圩子村王书全(化名)曾拿到了村里提成的证据:圩子村2005年以来收“保胎费”近10万元,到目前为止,村书记手中还有15000元,村主任手中有16000元,总共3万元左右,按比例应该是拿到了30%的提成。

  在《小康》记者采访期间,正好遇到了苍山县神山镇和二庙乡的“罚款行动”。知情人透露,当地一般每年最少有两次以上的行动,一次是春节前,这时候在外打工的人都会回家过年;一次是5月份左右,这时候农民的大蒜丰收了,农民手里有钱。这次搞得早是因为有人向上面举报了超生问题。

  4月7日一大早,苍山县神山镇召开了近三个月以来“计划生育开展工作情况通报会”。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,所有领导的讲话都围绕罚款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。一位领导说:“全镇1/3的村庄完成(罚款)任务……前杨、后杨、六合店等11个村庄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。有两个村庄完成得不好,小屯村完成不到20%。这些村庄不是没有超生的,而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。这些村庄应该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村庄学习……”

  一些村干部对这次任务的布置有些不满,神山镇某村村支书说,xx村有2700多人,罚款任务是9万多,我们村才1300人,罚款任务也是9万多。

  这些罚款除了乡镇和村里分成外,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当地干部的腰包。上述知情人说,乡镇党委书记、乡镇长、工作区书记、村干部都是靠计划外超生罚款发财的,仅一个乡的工作区书记一年就能收五六万甚至十几万。

  超生“黑孩”的户口困境

 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,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。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。

  地方逻辑与政策逻辑的背离在继续。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超生儿的户口问题,户口成了官民双方的困境。

  在《小康》的采访中了解到,很多农民都认为交了罚款就可以生,交了罚款就会给孩子上户口。上述那位芦塘村喝农药自杀的老人就有一个超生的五岁孙子,一年前交了16000元的罚款,至今也没有上户口。她们在盼着早点解决孩子的户口,因为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。

  对此,苍山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告诉《小康》,其实不是不能落户,而是某些领导为了仕途不想给解决。计划生育是“一票否决”制,按省市考核方案要求,每查实一例计划外出生漏报现象的县区就得重点管理,如果苍山县一下子报出这么多“黑孩”,会有很多人受处理。这位领导说,超生与户口无关,因为户口没有政策限制。比如,给一个村解决20个户口无所谓,这是派出所的事。但这20个如果是超生的就要出事了,这是计划生育的事,很多人会丢官。

  苍山县有五六万“黑孩”的事,被公安局知道没问题,而且户口都能解决。但若是让省计生委、国家计生委知道了,这就是大事故。“没有因为户口问题处理干部的,只有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处理的。”所以,这些“黑孩”的户口不可能一下子解决。

  这位领导分析,等着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,再把这个数字报上去。到那时候,原来的责任人该升的升了,该退的退了,新上任的领导可以不负这个责任。

  然而,时间在激化矛盾。那些没有户口的超生儿已渐渐长大,至入学年龄、就业年龄,以及结婚年龄。但因为没有户口,他们的升学、就业以及结婚都成为了问题。

  在这个困局中,他们期待一个出口。期待这个出口来解决他们的升学、就业以及结婚问题。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忽略:单个家庭负担多个子女的教育。平均子女数在多个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想而知,何况还是在并不富裕的农村。如何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。因此而来的担忧是,计划生育观念的自然生成恐怕难以在后一代得以实现。

 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。 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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